“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正确处理和各民主党派相互关系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必然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沉淀过程，或者说会有一个长时间接受检验的过程。据多位学者和统战部门的同志介绍，这一方针的提出，最早要追溯到1945年，毛泽东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时的对话，提出了周期律的话题和人民监督的应对基本方针。

　　黄炎培先生为什么会去延安?在延安期间谈论哪些话题?对今后民主协商制度的产生起到了哪些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我将把思路带回那尘封久远的年代，去体会先贤们伟大的智慧结晶。

为民族大义，黄炎培先生为请回中共赴延安，以防国共破裂

　　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战已见到胜利曙光。国民党方面承诺“还政于民，实施宪政”。中共方面召开七大，提出“联合政府”和“和平民主新阶段”。黄炎培先生认真阅读了送来的中共七大文件，预感到国家政治生态将要发生转变。而此时，国共关系仍处于僵局，在国民党无理要求的态势下，中共代表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周恩来、董必武等已返回延安。

　　本着民族大义，促进精诚团结。于是恢复国共合作、将中共代表请回参政会的使命，自然地落到以第三方、社会贤达身份加入国民参政会的黄炎培等人的身上。经过一系列会谈与电报往来，黄炎培先生受中共之邀赴延安考察。

从相识到相知，打下历史对话的基础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与冷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由重庆抵达延安。在机场，前来迎接的毛泽东见到黄老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26年前就认识了!

　　原来，早在1919年5月，江苏教育会请来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在上海讲座，黄炎培在会上讲演，历数传统教育弊端，毛泽东在下边听，对黄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延安虽是第一次相见。但在毛黄二人心中却有故友重逢的感觉。

　　“宣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这是黄炎培先生题的一首七绝讽喻，讥讽国民党有些人无中生有抹黑中共，对长征危难中的中共与红军的同情流于笔端。黄炎培先生意外地发现，自己题诗、沈钧儒公子沈叔羊作画的《茅台》，居然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堂里。一下子，他和中共、毛泽东的感情又拉近了许多。

　　黄老早在30年代便读了《西行漫记》，至此次赴延安所见所闻，应当说，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经历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同情到钦佩的过程。而毛泽东对黄老这位自己老师的老师，这样一位躬于实际、长于实践，跻身教育、经济、政治的人物，内心是敬重的。二人神交、心仪既久，这也是二人在延安窑洞之中畅怀纵论天下、对话历史的基础。

　　延安期间，黄炎培先生第一个感觉是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参观。在看到了延安真实、平等、自由的景象后，几十年苦苦追求从自由到平等、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黄彦培先生，在这里似乎找到了答案。尤其对比重庆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萎靡习气，黄炎培先生说，延安五日中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周期律”理论的诞生和人民监督的雏形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周期律”对话之后，毛泽东主席受这场对话所感召，连夜召集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开会，予以讨论。“周期律”对话，兴衰更迭问题的提出，以及毛泽东主席对以人民监督政府的看法，这即是人民政协最初的雏形。政权执政需要长期的人民监督，这正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意境来源。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需常想起“周期律”，思考“周期律”，因为人终会敬畏历史，敬畏未来。

　　(作者系民建武汉市硚口区委委员、硚口区综合支部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