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普通的民建会员,对黄炎培先生的了解大多来自媒体的宣传和阅读,他是我十分敬仰的教育家和政治家。
第一次知道黄炎培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好像是从《读者》杂志上得来的一篇文章,篇幅不长,标题记不清了,可内容在当时还是很敏感的。说黄炎培先生曾经和毛主席讨论过关于历史周期律问题,他认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是导致历朝历代丢了政权和人民的根本原因,而且后世纪任何政党也是难以逃脱这个约定俗成的周期率。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走向工作岗位,很多红色的教育根深蒂固,突然看到这个观点,有点手足无措,还真萌生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于是一头扎进图书馆,寻找老先生的著作,找到了一本他1945年写的《延安归来》,书中如实记载了他在延安与毛主席的对话。
黄炎培:“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主席很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现在回头来看,黄先生的疑虑和担忧是有道理的。建国近70年,沧海桑田,“历史周期律”这个著名命题的现实意义依然存在,并可能产生更多的启迪及警示作用。
1998年,我有幸接触一个民建会员,在她的引导下加入民建,并对先生的生平有了一定的了解。先生出身在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7岁开蒙读书,13岁时读完了《四书》、《五经》,21岁时以府考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县学生员(秀才),24岁时中了举人。年纪轻轻就获得了“江南才子”的美誉。当时正是国家危亡之时,先生救国之心甚切,他放弃仕途之道,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也在这前几年(1894年),先生的父亲不幸去世。而他母亲早在他13岁时就已离开人间。这样,年仅17岁的黄炎培就承担起抚养两个年幼妹妹的家庭重担。他靠卖文和作私塾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国家的灾难、个人家庭生活的巨变,交相煎熬,促使年轻的黄炎培把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寻求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出路。
在他奋力求索的几十年间,于治国安邦、国民教育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而先生自己,则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位教育家,更准确地说,是一位毕生从事职业教育的教育家。1917年5月6日,先生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首创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到1937年之后的20年间,以此为依托,从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到创刊《教育与职业》杂志;从对职业教育的调查、研究、宣传,到设立职业指导机构、开办职业补习学校;从实验普通学校中如何实施职业教育,到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从注重城市职业教育,到开辟乡村改进试验区,推行农村职业教育;从国内职业教育的推进,到南洋职业教育的开展。20年间,先生为中国职业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惨淡经营、颠沛流离,历尽艰难险阻而毫不气馁。而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也正是在这种与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和不断发展。形成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即“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在此后几十年的活动中,先生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职业教育的目的、定义做过许多说明和解释,但总是把这两句话作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这一概括,集中反映了先生的世界观、社会政治观点和他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与理解。
今年,我受组织派遣到江岸区工作,工作地点的隔壁就是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间,我走进了国人敬仰的这位伟大女性的故居。惊喜的是在展出的历史照片中,出现了一些宋庆龄与先生的合影。在宋庆龄的大力支持下,先生在武汉和重庆从事了大量的政治活动。
1938年初,在武汉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11月23日,与张澜等10多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推选为中央常委会主席。1945年创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任第一任主委。1945年7月,为促进国共合作曾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和章伯钧等人访问延安,有了举世闻名的先生与毛主席的“窑洞对”,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
以我的阅读和见识,以上对黄炎培先生的认识都是碎片式的,肤浅的,但是一滴水也能反映太阳的光辉,他留给我们的精神永存。他推崇的“自尊自立,择善而存”的探索精神,“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的创新精神,“关注社会,了解社会”的务实精神,我想这三点在任何时代都是不会过时的,都是我们追求的事业中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作者系民建武汉市青山区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