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13年1月，他发表了一篇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非常著名的文章——《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文章中，黄炎培先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关联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明确提出，人们之所以需要教育，是因为通过接受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学校教育就应该与学生生活，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这是教育的本义所在。

　　1914年2月，黄炎培先生以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身份对安徽、江西、浙江、山东、河北、北京等省市进行了广泛的国内教育考察，认真听取教育相关方的真知灼见和倾情诉求，遍访教育相关机构，收集各省教育实际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考察期间，他撰写的多篇通讯在《申报》发表，后将此编辑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此次考察使他发现了教育方向和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他认为导致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是教育与职业的分离、学校与社会的脱节，他认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普通教育要注重生计”，即普通教育要给予学生将来走向社会、独立谋生的一种本领和能力。至此，提倡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新的教育形式的念头已经萌发。此时的黄炎培先生意识到，仅从改革普通教育入手，难以尽快奏效，必须另辟新径，提出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职业教育。

　　1915年4月，黄炎培先生受邀参加北洋政府农商部游美实业考察团，对于黄炎培先生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实地考察异国教育，寻求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机会。行前，他给自己定出原则：“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这句话也是他赴美考察的初衷，即认真学习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文化现象，为我中华之所用!同年8月，黄炎培先生从美国考察回国后，立即为在国内推广职业教育进行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他投书报章、应邀演说，大多以宣传职业教育为题，总结发挥国内外考察的心得体会。力图针对中国现实的教育问题，从个人生计、实业前途、经济发展、民族命运等方面阐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以期引起社会各界重视。与此同时，黄炎培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联络同志、募集资金、调查研究、积极筹备。1916年9月，在黄炎培先生主持下，江苏省教育会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宣布成立，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成立的省一级职业教育研究机构。

　　1917年1月，黄炎培先生发表《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一文，把职业教育的实施与挽救“飘摇之国运”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也就是要解决人民大众生活问题。同月，黄炎培偕同陈宝泉、郭秉文、蒋维乔等国内教育界知名人士一行六人，赴菲律宾、日本进行教育考察。在日本，他看到，“日本于职业教育之名词，虽未见十分绚烂，而于实际则厉行弗懈。”在菲律宾，他感受到，菲律宾从一个殖民地国家“不十年而改观”，“市无游民，道无行乞，国多藏富之源，民有乐生之感。”这一切皆受惠于职业教育。第二次国外考察更使黄炎培先生坚信：“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

　　1917年5月6日，为改革传统教育脱离生产生活实际的弊端，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 、唐绍仪、王正廷等48位社会贤达，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他也成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开创者。同日发布《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宣言书》，《宣言书》中指明了当时中国教育的危机在于毕业及失业!

　　1918年5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一周年之际，黄炎培先生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三个预备”即：“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同年6月15日，中华职业教育学校举行奠基仪式，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职业学校。黄炎培先生将发展职业教育与救国救民相联系，旨在增强学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使命感，认识小我与大国的关系，自觉将个人的职业与人民的需要，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做到爱国、学习两不误。只有坚定爱国信念才能汲取学习动力，只有刻苦求学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

　　2017年6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陈昌智同志在吉林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庆祝中华职业教育社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中华职教社100年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职教社始终坚持“爱国为国、爱民为民”的理想，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结合在一起;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方针，把各项工作融入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和谋划;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优良传统，主动置身于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事业;始终坚持“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奉献精神;始终坚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的工作作风。这些都是中华职教社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倍加珍惜，传承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民建武汉市硚口区企业家支部主委)